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杰克.威泽弗德(MOBI+EPUB+PDF+AZW3+TXT)百度云下载

华章大历史书系: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epub+azw3+mobi+txt)
作者:杰克.威泽弗德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译者:温海清
出版年:2017-09-01
ISBN:9787229122102

内容简介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从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等方面展现了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帝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扫平了东亚,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摧毁了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

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到印度,从越南到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所呈现的成吉思汗形象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他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并开通自由贸易。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促进了商业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

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核心观点认为,正是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的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由此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大幕。

作者简介

杰克.威泽弗德(JackWeatherford),著名蒙元史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学博士,*一位从蒙古成吉思汗大学获得人类学荣誉博士学位的学者。曾为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利斯特学院人类学教授。2013年退休后,正式迁居蒙古,开展对蒙古帝国历史更深入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印度缔造者》《乡根》《野蛮与文明》《金钱简史》。为写作《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作者用18年的时间游历蒙古,并深入研究文献资料。《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深深影响并改变了人们对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帝国历史作用的看法,曾被翻译成25种语言。2007年,蒙古总理授予杰克.威泽弗德代表蒙古*高荣誉的“北极星勋章”。

编辑推荐

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独特方式重新诠释蒙元时代

《纽约时报》畅销书连续13年稳居亚洲历史人物传记首位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是著名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历经18年打磨的力作,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展示了一种不同于纯粹历史学者或一般传记作家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和蒙元帝国时代。

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是许多人了解蒙古史的必备案头书。本书与多桑、格鲁塞等人的著述不同,作者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对蒙元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作者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吃透史料,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而进行的广泛的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俄罗斯、中国、中亚以及马六甲、波斯湾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为写作本书,作者用了18年时间游历蒙古,并深入研究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科学而大胆的还原。例如,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追击溃部的战斗过程中被打散,他颈脉受创,流血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觉得全身血已流尽,口里干渴难耐。于是陪在其身旁的勇士者勒蔑赤身裸体去到敌营为成吉思汗寻找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这样的历史记载对于一般人甚至很多历史学者而言仅仅是“故事”而不会刨根问底,但是杰克•威泽弗德认为,者勒蔑之所以赤身裸体闯入泰亦赤兀惕人的军营,是因为“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赤身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像这样还原历史细节的论述书中还有很多,正是这样一些细节在阅读的过程中激发你的想象,仿佛与成吉思汗一起经历他非凡的人生,也让我们能更加贴近历史。

在这本公认的经典中,作者尤其要揭示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人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1219年花拉子模帝国的算端,杀害了成吉思汗派去商议贸易协议的特使,以此为导火索,蒙古人开始了征服世界之旅。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征服了欧亚旧大陆,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队,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1242年至1293年,蒙古的扩张达到极限,帝国的边界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的超级帝国。

成吉思汗对世界的征服是血腥的,但同时征服也是一种促进转化的力量。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文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许多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成吉思汗和他建立的帝国将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东西方之间直接或间接、断续的联系,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直接交往。这样东西畅通无阻的时代,蒙元帝国之前从未出现过。本书描绘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包括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等在内的“欧洲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何“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的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由此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大幕。

2006年、2009年、2014年《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由我社在国内三次出版,不但引起了读者的购买、阅读及评论热情,且由此掀起了其后近十年的蒙元史相关著作出版潮流。有李学勤、葛剑雄、姚大力等诸多专家学者为本书撰评作序,也有诸多普通读者借不同媒介传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本书已成为学者和读者公认的蒙元史研究领域里的经典,因此我社决定隆重推出装帧精美的精装版。书的内外封用了汤黑工艺,特别是内封通过黑上汤黑的工艺将元代数十幅珍贵的兵器图立体的呈现出来。文字版式也经过精心设计,还添加了精美的彩插,书口还用了刷边工艺,使得全书由里而外让人享受阅读之乐。

本次出版之际,杰克.威泽弗德先生为本书写了自序“致中国读者”,自序中作者指出了蒙元史对于认识当下中国和世界的意义。译者姚建根先生也对译文做了一些修订。期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既具有学术作品的严谨,同时又非常具有可读性的蒙元史精良译著。

精彩书评

威泽弗德是一位天才演说家……他从自己领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泽弗德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和耳目一新的观点。

——《出版家周刊》

我为作者写这本书所付出的异常努力所感动,惊叹一位人类学者居然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复原出已经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著名学者葛剑雄

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之形成》是我的*爱。这是一本令人着迷的书,它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刻画了成吉思汗。

——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

欧洲人称其为“世界之鞭”……其实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华盛顿邮报》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

接触。……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

——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

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吧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

距离开始缩短了。

——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

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塑造出了伟

大的成吉思汗……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打通了世界各国的联系,建立了国际关系新秩序。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

精彩书摘

亚洲正吞噬着我们,鞑靼人已君临天下。

——托马斯.曼《魔山》

9

他们的“金光”

中国和巴黎的艺术家争着为大汗献艺。——爱德华.吉本

在1287-1288年之际的一个冬日,正值弥撒期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从他的王座上站起来,向刚到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扫马致意。一旦列班扫马到达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为历史上走得最远的官方使者,从蒙古首都开始,他在陆路上绕行一万一千二百公里,穿过中东的主要城市,经过欧洲诸国的都城。英王爱德华站在使者面前,没有向使者递交归附蒙古大汗的投降书,却从使者手中接过了作为基督徒共享的圣餐——面包。因为以前到蒙古的欧洲使者都是牧师,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个基督教牧师使者,于是他选中列班扫马,虽然他是亚述派基督徒,但他还是一个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扫马最初的使命是,从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但到巴格达后,他的上司让他改道去欧洲,时为1287年。除了拜见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罗马的红衣主教团、巴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扫马一路到达爱德华的朝廷,这是他行程的终点。他把信件和礼物沿途分发给各位君主,在启程赴下一个目的地前,他总是在每个国家的朝廷中停留数周或数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到处观光,会见学者、政客和教会官员,向这些人介绍蒙古大汗和从属于大汗的伊利汗,传递他们想与世界各国和平交往的强烈愿望。在回来经过罗马时,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请列班扫马用自己的语言举行弥撒;然后,在1288年的圣枝主日(复活节前一个星期日——译者注),教皇举行弥撒,并亲自将圣餐发到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的朝廷上公开地接见列班扫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许多使者都被教会和这些国家所冷落。据马修•帕里斯所说,早在1247年,贵由汗统治时期,就有蒙古大使来到法国宫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两位来自鞑靼的使者,被他们的君王派来拜见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来访中,欧洲官方似乎害怕泄露关于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里斯写的:“他们到来的消息被教廷封锁得十分严密,连教士、公证员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在1269年,当波罗兄弟——马菲奥和尼哥罗——从他们首次的亚洲之行返回时,他们带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发出的邀请,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师,他们可以与蒙古朝臣切磋学问。

由于整个蒙古帝国非常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当列班扫马到达欧洲、发现只允许存在一种宗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特别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领袖不但拥有比政府还要大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这么多影响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世俗权力。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扫马很高兴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独占鳌头,但是这一切却与蒙古帝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在蒙古,许多宗教百花齐放,而且,它们在为自己打算之前必须先为帝国的需要服务。

尽管他的来访备受瞩目,在欧洲还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是,与以前那些不被承认的使者相比,列班扫马却没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没有与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或教会官员达成某种协议。他的成功仅仅在于,他设法使教皇承诺,派有学问的人去蒙古朝廷,因为这已经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扫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讲述了他旅行的情况,它们被人用叙利亚文抄写下来,名为《蒙古诸汗派往欧洲之特使和全权代表——列班扫马行状》。列班扫马之行,特别是他送给英王圣餐和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说明蒙古人自入侵欧洲五十年以来,是多么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曾几何时,众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很大程度上互不了解,现在它们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骑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装置,他们现在派出恭顺的牧师、学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战争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刚刚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14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统治下的和平世纪”。蒙古诸汗正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手段,努力发展与他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切已不能用武装暴力来取得了。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仆后继地去追求他们心中的神圣目标——将所有人统一在“长生天”之下。

蒙古商业的影响力要比他们的军队更深远,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蒙古帝国转变为“蒙古公司”。在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横跨帝国各境的商贸路线,每隔约三到五十公里就修筑备有各种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作为运输工具的牲口,还有一些向导,他们可以引领商人通过险要地带。与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同时、生活于蒙古朝廷中的马可•波罗,以前在旅途中就经常使用蒙古的中继驿站,可能是热情过头而忽略了事实,他说,这些驿站不仅“华丽”和“宏伟”,而且陈设着“适合国王使用的丝制床单和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沿途的贸易,蒙古当局颁发了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蒙古的“牌子”(Paiza)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凭着这块金属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样的记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确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从而提供适当的服务。“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旅行,并保证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并使他免除当地的赋税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维护商路,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真正重视商业交流,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组织内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财产共有制度,每个宗亲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个孤儿寡妇、每个士兵都有权得到在战争中抢来的适量物品一样,每个黄金家族成员也有权占有帝国各地的一份财富。非蒙古官员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级蒙古官员则不然,他们拿到的是多份货物,然后在市场上把它们大部分出售赚钱,或用来交换其他商品。作为波斯伊利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仍然拥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统治之下的2.5万户中国丝织工匠,他也对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权,他还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猎鹰,当然,他还有牧场、马匹和分配给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战士。蒙古统治家族的每一系,都可以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天文学家、医生、织布工、矿工和杂技演员。

忽必烈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还有成群的骆驼、马匹、绵羊和山羊。一队传教士穿梭于帝国,到一地去检查货物,到另一地去核实账目。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要为其中国亲属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名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待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儿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奥托”(ortoo)或“牙木”(yam),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捷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黑河”)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了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忽必烈汗引进很多阿拉伯地理学者,如著名的札马剌丁,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工匠们于1267年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仪,上面绘有欧洲和非洲,还有亚洲及相邻的太平洋岛屿。

尽管最初的商业路线是通过军事征服战争开辟的,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依靠战马可以在陆地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蒙古人拓宽延伸大运河,使它连接黄河与长江,以便更远、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北方地区。他们将中国的工程技术应用于新环境,在全国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几个与沟渠相连的堤坝和水库,它们一直保留到现代。

对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关注造船业,在他们的军事努力失败时,他们就把这些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运送三千吨物资,但至1329年,运力已达二十一万吨。马可•波罗回国时从中国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说,蒙古船队有四艘桅杆大船,乘着三百船员,还有六个船舱中带着各类陶器的商人,其人数也差不多。根据伊本•拔图塔记载,为给船员们提供新鲜食物,有些船甚至还在木盆中种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目的货物。这些地区不受蒙古体制的影响,其统治者和商人没有采用共有制度来分配蒙古的货物;而蒙古当局却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联系。正如蒙古在征服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国,成为蒙古在商业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取得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支配权。

为把贸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势力之外的新地区,蒙古人鼓励一些臣属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向外移民并在外国的港口建立贸易点。纵观整个蒙元王朝统治时期,上千中国人离乡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他们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像商人一样往来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们也逐渐地扩大到其他行业。

为更直接地通往欧洲市场,不再远距离绕道南方的伊斯兰国家,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缘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最初袭击贸易点,但早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1226年,他们就允许热那亚人维持克里米亚的贸易站卡发,后来又增设一个站点塔纳(今俄罗斯罗斯托夫以南、顿河河口南岸——译者注)。

为保护这些陆海贸易站,蒙古人不断追捕海盗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贸易实践》中,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契丹省(指元代辽阳省,包含今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译者注)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贸易线路的开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坏的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联为一体,也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机遇。蒙古人征服中国所产生的破坏力,远小于他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忽必烈迫切要求把传统的中国陶器输入上述市场,也需要将伊斯兰和印度的技术广泛地引入中国。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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